这其实不关乎对错，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。人的主观认知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客观条件的制约。

意识到这一点，再回头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，我们便能更加深入理解谯周风评的起伏变化。

谯周在魏末晋初时曾获得官方高度赞誉。魏帝曹奂、权臣司马昭，以及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，均对他有诸多赞扬。因为当时谯周确实推动了统一大业的进程，魏晋官方视他为功臣理所当然。

《蜀书》载：“刘氏无虞，一邦蒙赖，皆赖谯周之谋。”晋文王司马昭任魏相国时，也因谯周对全国的贡献，封其为阳城亭侯。

但到了东晋，局势急转直下。衣冠南渡，神州大地沦陷，朝廷只得偏安一隅，已无复兴旧土的希望。大一统王朝地位丧失，学者和社会思潮自然也发生巨大转变。

再看那些批评谯周的学者，比如孙绰、孙盛活跃于两晋交替之际，裴松之则生于南朝刘宋。他们目睹晋朝覆灭，或身处偏安小朝廷，自然难与大一统朝代的学者同心。反而因处于割据局势，常对蜀汉抱有同情，因此厌恶谯周这种劝降之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裴松之在《谯周传》里还引用了孙绰、孙盛对谯周的负面评价，这从其政治立场中亦可窥见端倪。

至于对谯周非议最严厉的王夫之，他活跃于明末清初，亲眼见证胡人南侵、明朝覆灭。以今日回望古代，他自然对蜀汉抱以深切惋惜，对谯周则怀有极深怨恨。

换句话说，孙盛、裴松之、王夫之等人的批评，与其说针对谯周本身，倒不如说是在借古讽今，表达他们对当代乱世的痛苦与不满。

类似现象古今皆有。譬如民国学者吕思勉在《白话中国史》中批评抗金名将岳飞，这也成为其学术生涯的争议点。实则吕氏并非对岳飞不敬，而是身处军阀混战、饱受战火之苦，对历史上的藩镇割据尤感反感所致。

综上所述，那些非议谯周的学者，多为处在分裂割据时代的偏安政权，他们的立论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，不纯粹是学术上的公正判断。故而他们的评价参考价值有限。

---

谯周曾撰写《仇国论》，批评蜀汉外交政策。细究其言行，可见其观点并非空穴来风。

《仇国论》是一篇政治寓言，谯周借小国与大国“争斗成仇”的故事，阐述自己“重视民生，审时度势”的政治主张。他反对穷兵黩武，认为持续战争的结果必将导致国家崩溃和灾难降临。这篇文章成书于“军旅频繁出征，百姓深受苦难”之际，后世多认为其影射姜维集团的北伐策略。

《蜀书》记载：“军旅多次出征，百姓疲敝，（谯）周与尚书令陈祗讨论利弊，遂撰《仇国论》。”

谯周对蜀汉国策的批评，与蜀汉政权的架构及成员籍贯背景密切相关。

蜀汉统治集团颇为特殊，其核心成员大多来自益州之外，有的为刘备旧臣后代，有的是荆楚大族。真正益州本地出身的高官，尤其是掌兵权者，数量反而不多。正如《华阳国志》作者常璩所说：“刘备入蜀，荆楚人居于要位。”

举例来说，诸葛亮、糜竺兄弟出自徐州；孙乾青州人；许靖、陈祗、刘琰等为豫州人；伊籍、吴懿兄弟属兖州；蒋琬、费祎、庞统、杨仪、魏延等人来自荆州；关羽、马超、法正、裴儁司州；张飞、简雍、士仁幽州；姜维、尹赏凉州。篇幅有限，此处仅列部分以资参考。

而谯周则来自益州巴西郡西充国，是当地的大族之一，属于蜀汉政权中的少数派。

《蜀书》称：“谯周字允南，巴西西充国人也。”

当时被谯周批评的姜维虽非荆楚人，但出身凉州天水，亦非益州土著。

需要特别强调的是，蜀汉政权的统治集团虽多为外地流寓人士，但实际前线士卒大多是益州本地人（因流寓人口基数有限）。提供粮草赋税的，也主要依赖益州百姓。这正是谯周所言“军旅多出，百姓劳苦”的历史背景。

从益州土著的视角看，蜀汉的流寓统治集团同魏国交战，却令本地百姓遭殃，显然不符合益州豪族的根本利益。谯周因此与尚书令陈祗（豫州汝南人）商讨利害，最后写成《仇国论》，表达其政治主张。

---

《三国志》和《晋书》记载，诸葛亮死后（234年），蜀汉主动发动的战争少有胜绩。军事挫败影响了经济发展，蜀地民众普遍生活困苦。刘禅奢侈无度，“频频搜罗美女以充后宫”，耗费巨资；姜维集团则“玩众黩旅，决策失当”，激起益州士人强烈不满。

《蜀书》载：“后主频频采择后宫，董允劝阻曰，古代天子后妃不过十二，今后宫已具，终未能阻止。”

《汉晋春秋》记孙休言：“主昏庸不知过错，臣子趋炎附势求自保，民众生活艰难。”

《蜀书》又评姜维：“虽文武兼备，志在立功名，但玩众黩旅，判断失误，终至失败。”

据王隐《蜀记》，蜀亡时（263年）成都府库仍有“米四十余万斛，金银各二千斤”；而据《张飞传》，刘备入蜀时（214年）曾赐诸葛亮、法正、张飞、关羽等人金银大量，可推算当时库藏更为丰富。

半个世纪后，成都金银储备并未增长，银两甚至减少二千斤，可见战争开支庞大，经济负担沉重。

此外，蜀汉人口结构失衡，“男女口九十四万，带甲将士十万二千”，益州百姓承担了过重兵役和徭役负担。

《蜀记》载：“刘禅遣尚书郎李虎领户二十八万，男女人口九十四万，带甲士兵十万二千，吏员四万人。”

作为益州本地大族，谯周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外来士族必然心存反感，对不断战争更是深恶痛绝。因此，邓艾兵临成都时劝刘禅降魏，从益州本土利益看，是合情合理的选择。

---

根据《蜀书》和《晋书》记载，谯周及其家族并未因劝降刘禅而获巨大利益，谯周本人多次拒绝封赏，他的子孙也多选择隐居不仕。由此看来，谯周劝降并非为谋私利。

刘禅投降后，谯周获封城阳亭侯，入洛多次表示无功求罢封赏，但未获批准。

《蜀书》载：“谯周三子熙、贤、同。少子同性情忠厚，举孝廉，曾任锡令、东宫洗马，但被征召未应。”

谯周孙子谯秀“淡泊世事，预知天下将乱，远离人群，亲族内外皆不往来。”李雄据蜀时，谯秀拒绝征召；桓温入蜀，谯秀仍隐居不仕，故入《晋书隐逸传》。

尽管巴西谯氏在蜀地为望族，东晋时谯纵曾在蜀地建西蜀政权，但谯周及其直系后人“隐逸不仕”的行径，说明他们对功名利禄兴趣淡薄。

司马昭在世时，谯周曾以病困借口滞留汉中，未赴洛阳朝见，或因对刘禅心存愧疚，羞于面对。

《蜀书》记：“司马昭召谯周，周至汉中，困疾不前。”

注：《谯周传》记载，邓艾兵临成都时，谯周劝刘禅归降，断言魏朝必“裂土封侯”；但司马氏食言，刘禅被带至洛阳为人质。这涉及钟会、姜维反叛成都的复杂局面，非谯周所能预料。

---

谯周入京时，西晋代魏已近十年（266年），年近七十。西晋初年，议郎段灼曾为邓艾鸣冤称赞其节操：“七十高龄的老人，岂会起兵叛乱？”按此逻辑，谯周在263年劝降之举，意图自保居多，无关颠覆蜀汉。

《魏书》记邓艾传：“邓艾功成名就，应载入竹帛。七十高龄，岂会谋反？”

谯周自述对人生感悟：“昔孔子七十二岁、刘向、扬雄七十一岁去世，我今过七十，唯慕孔子遗风。”

即使谯周有私心，顶多是保全性命，与刘禅的政治决断密不可分。且其子孙对官爵态度淡泊，符合传记中“未尝问产业，诵读典籍，欣然独笑”的描述。

《蜀书》载：“谯周家境贫寒，不问产业，专心研习六经，常以诵读为乐，忘食废寝。”

因此，王夫之等人指责谯周“塞目箝口”“取悦于魏”，实属无端诽谤。那些言辞荒唐，倒更像是托古讽今，借谯周之名批判明末乱世的权奸。

---

谯周劝降言辞虽简，但字字珠玑，言辞铿锵有力，发人深省。他对政治形势洞察深刻，三国局势了如指掌。陈寿称其“研精六经”，绝非虚言。

当时（263年）魏将钟会在剑阁牵制姜维主力；蜀汉为防东吴偷袭，在巴东布置阎宇、罗宪守卫，导致成都周边防御力量薄弱。诸葛瞻战死绵竹后，京畿守军几近崩溃，成都陷落只是时间问题。

《蜀书》载：“张翼、董厥率兵至汉寿，姜维、廖化弃阴平退保剑阁抵御钟会。”

《晋书》记：“阎宇督巴东，罗宪为副将，魏军入侵时，阎宇奉命西撤，宪守永安城。吴闻蜀败，遣盛宪西进，外托救援实则图袭罗宪。”

了解这些背景，后世对谯周非难显得难以成立。彼时虽有军队存在，但均远离成都，且信息闭塞。刘禅丧失斗志，臣子谋生存路，也无可厚非。

处于绝境，刘禅与朝臣的重点已非“战”或“和”，而是“逃”与“降”。

---

当时主流对策有二：一是奔南中，二是投奔东吴。

南中即今云贵与缅甸东北部边远地区，风俗文化语言差异极大，甚至当时已被西晋划为“宁州”，显示其蛮荒偏远。

《晋书地理志》载：“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，汉中属焉，七年又分置宁州。”

东吴当时也不稳，国主孙休263年病重，次年去世，权臣内乱拥立孙皓，政局动荡。孙皓残暴，刘禅若投奔吴，难以安然。

无论是奔南中还是奔吴，皆非明智之选。谯周冷静分析指出这两路皆难以长久依靠，句句切中要害。

他认为南中“远夷之地，平时无供给，时有叛乱”，诸酋虽畏诸葛亮昔日兵威，实则心怀离心。且刘禅奢侈无度，若逃入南中，必加剧财务负担，激起叛乱。

《蜀书》曰：“南方远夷，患国之地，今穷迫欲依赖，恐复反叛。北兵若来，不仅取蜀，追至南方必至。入南方需抵御外敌，供养宫室费用巨大，耗损诸夷甚巨，必速叛乱。”

---

谯周对孙吴亦有独到见解。虽未预见孙皓即位，但敏锐指出魏强吴弱，魏若灭蜀，东吴难存。刘禅投奔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